几天前的一个下午，已近下班时间，一名中年男子前来办公室找到了我，说是来代人还款，并央求我快些帮他办妥相关手续，尽早为其亲戚了结案件。近一段时间，我听到和遇到的类似情况，正变得越来越多。

事情还要从5年说起。2012年底，我承办过一起民间借贷案件，缺席判决杜某某偿还所借他人的32000元。彼时笔者还在基层法庭工作，按照当时法庭办理案件“谁审理谁执行”要求，案子从审到执都由我一人承办。判决生效后，杜某某分文没有履行，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。虽然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不断的去找人找物，而杜某某却如同人间蒸发，从头到尾无缘与其谋面。为了执行本案，我们又跑遍了本地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，但其可供执行的财产依然没有能够查到，说来还有些惭愧。后来经过了解，杜某某早在借款之前就已“孔雀东南飞”，工作生活都在外地，难得回乡一次，保密工作做得又很出色，行踪不定，查找不到其下落，执行因此也陷入了僵局。2014年初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正式开始实行，我们即依法将杜某某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”，予以信用惩戒。此后，该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，坐不了飞机、高铁、住不进星级酒店、被限制融资信贷，使一部分“老赖”切身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极大不便。

“昨天我们又试了一下，还是买不了高铁票！能不能帮查一下，看是怎么回事？”杜某某的亲戚第二天再次来到法院，他这一问，也道出了杜某某急于主动履行的原因。“这个需要一定时间，但不会太长。”杜某某的亲戚听过了我的解释，道了声谢，转身离开。

此时，我不禁想起一位名人曾经说过：“对于一切事物，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，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，为了使他成熟，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。”

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也是如此。名单制度的效果如何，不在于纳入了多少“老赖”，而主要表现在屏蔽了多少，因为能够被屏蔽的“老赖”，都已履行或部分履行了义务。以笔者所在的裕安区法院为例，自实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，该院累计将4130名被执行人纳入最高人民法院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”， 542人主动履行全部义务，现已屏蔽，制度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，也为实现如期破解提供了有力支持。